发生了一场大灾难

洋商人背后都有各自的政府,外交官就是政府的代表兼耳目,一旦有什么冬瓜豆腐,以致奇难杂症,一般都会遵循外交途径,向天朝的“洋务”衙门办交涉,寻求解决之道,尽可能避免或减少本国利益的损害。到了嘉庆年间,西方列强已经对天朝的虚实了若指掌,上下衙门的胃口也已相当掌握,于是,借一场鸦片战争的飓风,撕开清皇朝的锦绣衣冠,腐败之相毕露。随着而来的是,西方强势文明对两千年不变的古文明的挑战、冲击和压迫,使秦始皇创建的君主核心专政制度,逐渐衰败。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动荡和地震式变革,已经形成,中国从此进入灾难深重的漫漫长夜。

国歌,就是在这场社会变革中较早出现的新文化。国歌新文化有别于旧文化,不仅在主旨上宣扬民权,不再颂扬君权,形式上也在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五音的传统基础上,吸收西洋音乐文化许多原素,洋为中用,并在小学的音乐课上由老师教唱;在纪念周上全体师生集合唱国歌,也成为国民教育的惯例。

鄙人生正逢时,堂堂正正中华民国一位国民,不是大清皇朝的子民,虽然从小听到的是乡间传统的“何、士、上、乙、五”,但是一上小学,老师就教简谱“哆〈1〉、唻〈2〉、咪〈3〉、发〈4〉、嗦〈5〉、啦〈6〉、唏〈7〉”,加上风琴明亮和谐的伴奏,很容易就学会唱国歌。“七‧七”事变以后,全民抗日情绪高涨,老师又教唱了许多“抗战歌曲”,像《打倒东洋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松花江上》等等。唱了七年国歌,别的不说,起码知道三民主义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主张,也是立国之本。我更窃喜,有国歌可唱,就不必担心会遇到李鸿章的麻烦。

不料,刚上初中二年级,就发生了一场大灾难。

那一年冬初,一队日军开进鲤湖镇,驻扎在镇中心的老营盘里。半夜,镇里枪声大作,其间还传出震天动地的爆炸声。方圆十余里数十个村寨的民众,开始有些惊慌。但很快就得知:钱家寨的抗日杀敌队,袭击了鲤湖镇里的日本仔。消息一传开,四乡六里的民众,纷纷操起锄头镰刀,把个鲤湖镇团团围住,高声呼叫:活捉日本仔!